【嗎哪 652 期】（201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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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集】 我們過去如何處理衝突？ （之一）

   ***紐腓德教授（Alfred Neufeld）於2015年7月

       在美國賓州舉行的門諾會世界大會總議會中所發表的演說

        ....... 翻譯：潘宣姐妹，審閱：潘秋郎牧師

前言

十年之後的2025年，全球的門諾大家庭即將迎接重洗五百週年，以及慶祝門諾會世界大會成立一百週年。
我們這個全球性且非常多元的社群，在這段長久的歲月中能夠仍然保持團結合一，可能是恩典的神在現今世代的神蹟之一。我們的神學與組織架對此並無助益：我們沒有全球性的教會權威核心，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教會或聯盟都是獨立自主的。

從過去到現在，我們也沒有一個統一的信仰告白，直到最近才有一份鬆散的「我們共同的信仰」。以低地德語、美國賓州荷蘭人、和以出名的「門諾會遊戲」所連結的家庭與親屬為組成元素的日耳曼民族身份，以及受逼迫、在社會上被邊緣化、和有限的公民與宗教權利的共同經驗為關係的聯繫提供了一些網絡。但是，在過去的一百年當中，「門諾會文化」、「門諾會料理」、「門諾會方言」從瑞士和荷蘭－普魯士－俄羅斯文化暴增至將近一百種不同的門諾會文化－料理－和語言傳統。

門諾會歷史上曾經有較年長者與「長老」握有堅強的權威且被視為身份的承載者的時候。但是這在1920年代早已徹底的改變，在1968年學生革命之後就更加確定。我們都知道：在現今的世代，若我們無法以貼近新興數位化世代的方式（向他們）明確表述我們的神學及身份，門諾會世界大會即無未來可言。

在逼迫與邊緣化結束之後，門諾會信徒開始深深地認同周遭的國家文化，與世界分離成為了一個複雜棘手的議題。認同國家的政治計畫一再地成為試探。歷史上悲劇性的結果就是主張不同國家主義的門諾會信徒曾手持武器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對峙。

就如卡爾‧巴特（Karl Barth）相當雄辯地表明、而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也曾試圖調和的，奮興派虔誠主義者與啟蒙自由主義者其實有很多他們不願承認的共同點。這兩者應該是門諾會歷史中最強的神學傾向；它們影響了起初十六世紀重洗派的神學傳統。當然，直到如今這兩個的運動和傾向在門諾會世界大會中仍然活躍。

這看似截然相反的兩極經常造成相當大量的焦慮、挫折感、與誤解。一些（國家的）會員教會強烈認同如普世教協（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所表述的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其他教會則認同如世界福音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或其他網絡所表述的教會內弟兄和睦；這個領域需要以高度的基督成熟度和解經容忍度來面對，好維繫大家庭關係以及應付各種具潛在破壞力的衝突。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議題曾經挑戰我們在聖靈裡的合一：女性參與服事、整個性別議題的爭論、資本主義抑或社會主義、南北半球之間的殖民主義或解放、重視禮儀的靈性與五旬節派式靈恩型自由的靈性、富裕的教會與貧窮的教會、平信徒服事與專業神學家、瑞士的重洗派與荷蘭北德的重洗派、一個統一的重洗派異象與一個異質多源的重洗派傳統、社會福音與「拯救靈魂的」福音、前千禧年主義與無千禧年主義、「和平主義」為整體門諾會身份與「宣教的教會」作為身份的標誌。

當我研究我重洗派弟兄的歷史，並感佩門諾會世界大會的創始者的生活時，從他們處理衝突及維繫家庭關係的方式中找到了許多智慧。

I.  族群的教會與宣教的教會

十九世紀末，大多數的歐洲國家秉持著血緣與種族的理論，以及歐洲日耳曼血統較其他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種族優越的信念。這種土地與血緣的意識型態在希特勒執行反猶閃族的政治計畫之前早已存在；這種意識型態與民族國家主義、民族自尊心和國家認同密切相關。

瑞士與荷蘭－普魯士－俄羅斯的門諾會經過邊緣化與移民的過程後成為了「世界公民」。荷蘭的門諾會信徒相當早地即獲得平等的公民權利，也非常融入荷蘭社會，並不一定有陷入種族中心主義的世界觀。然而，在普魯士、俄羅斯、加拿大和巴拉圭的門諾會信徒的經歷有所不同。

當德國與普魯士的門諾會信徒在俾斯麥和新興的德意志帝國政權下重獲完全的公民權利和宗教自由之後，他們積極地、盡可能地去認同德國的國家認同、德國文化、德國哲學、德國美德，甚至是德國（純正）血統的意識型態。雖然大多數的門諾會牧師反對這種態度，但是那裡那時似乎有一種感覺不斷地增長，就如德國哲學家費希特（Fichte）在十九世紀所表達的：

「世界要恢復過來，必須認同德國（的本質）。」（德文原文：Am deutschen Wesen muss die Welt genesen.）（Neufeld教授：The world will just recover from its malaise only by identifying with the German way of being.唯有認同德國的生活方式，世界才能夠從倦怠萎靡中恢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隨後無政府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中，在俄羅斯的門諾會信徒因為「Holländerei」與「Deutschtum」之爭而分裂－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的族群身份是荷蘭人還是德國人。詹茲（B. B. Janz）和較多主張和平主義的分支強烈地認同荷蘭身份，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門諾會中央委員會（或作門諾會互助促進社；MCC，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亦採取相同立場；在荷蘭著名的「門諾通道」（Mennopass）因此而生，讓居住在俄羅斯講低地德語的門諾會信徒能夠進入荷蘭境內，免於被紅軍驅逐。

在另一方面，第一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些居住在南俄羅斯、敬佩德國文化與德國國防軍（Wehrmacht）的人，則與德國產生了強烈的自我認同。他們當中有人組織並參與受德國軍人訓練的自衛民兵團（mennonitischerSelbstschutz）。二戰時，當德軍一進入門諾的村落，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主導的種族主義民兵團徵召很年輕的門諾男孩加入黑閃電（Waffen SS）。兩年之後，當他們必須逃到西方世界的時候，在原波蘭的納粹德國管轄區（the Polish Warthegau）的俄羅斯難民於1944年獲得德國公民資格。

在德國，門諾會歷史協會（Mennonite Historical Society）開始專攻於族譜學，並積極地標榜門諾會擁有好雅利安祖先，並不具有猶太或斯拉夫血統的。1930年三月，當我的家族從俄羅斯逃離並待在默爾恩（Mölln）的難民營的時候，敬愛的牧者與老師格哈德‧施爾特內爾（Gerhard Schartner）在日記中記載，兩位德國醫生為所有人抽血、取樣本。幾天之後，他們帶著測驗結果與好消息回來－大家都有「好雅利安人血統」。

1936年這一年，對「門諾會的族群－宗教的（ethno-religious）身份認同」的概念在某些方面發生決定性的轉變。第三屆門諾會世界大會於荷蘭的埃爾斯佩特（Elspeet）舉行，荷蘭的宣教專家開始拾回宣教的重要性，以及重洗派的「成為一個宣教的、抗衡文化的（counter-cultural）教會」的觀念，「因為福音總是會質問我們的文化。」也是在那裡，關於宣教必定會轉變差傳的母會的概念，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一個明確、公開的表述，因為宣教從不是一條單行道。

在這裡，有個觀念誕生了：門諾會世界大會應該要不僅召集具中歐血統的族群門諾會信徒，那些在南方和東方因宣教而興起的教會也應該要得著平等的發言權。

巴拉圭的弗恩海（Fernheim）這個年輕的難民社區，在抵達此地兩年之後的1932年已經成立了一個宣教機構以接觸他們第一世界的鄰舍。在印度、印尼、中國、阿根廷、和數個非洲國家，堅強的新興門諾教會開始與全球的門諾共同體有歸屬感。

在另一方面，族群－宗教身份認同的概念也透過幾位具領導身份的門諾會思想家得以強化。舉例來說，海因里希「哈戈」‧施羅德（Heinrich “Hago”Schröder）教師在1936年出版了一本宣傳納粹的小冊子《RusslanddeutscheFriesen》；他試圖證明菲士蘭裔的俄羅斯門諾會信徒是雅利安血統中一個很特殊、高貴的類別。他的觀念得到門諾會報紙〈Bote〉和〈Rundschau〉驚人的支持。施羅德也啟發了巴拉圭東部新村落菲士蘭（Friesland）的成立，他甚至能夠在1938年將 32位年輕人帶到德國。這些人最後被命令去幫助德國贏得戰爭。

著名的翁魯（B. H. Unruh）教授－他可算是一位許多俄羅斯、德國、加拿大及南美洲門諾會信徒的知性與屬靈父親－強力堅持門諾會身份的德國成分的論點，也毫不猶豫地談論門諾「人」（Volk，德文）：「我們已經成為一個宗教狂熱的文化社群。」（德文原文：Wir sind eine Kult- und Kulturgemeinschaft geworden.）

在德國，兩位剛得到博士學位的瓦爾特‧茥爾茵（Walter Quiring）和弗里茲‧柯里維爾（Fritz Kliewer）偏好以「在俄羅斯和巴拉圭的德國農夫」的身份談論門諾會。
茥爾茵甚至於公開地斷言肯定，對門諾會社群而言「非雅利安血統乃是毒素」。

當全球的門諾大家庭於1930年在但澤（Danzig）聚集，以非凡的努力投入救災、為俄羅斯難民提供新家園，這個族群的元素是強而明顯的。年輕的哈羅德‧班德（Harold S. Bender）公開了他那個難以置信的願景：在巴拉圭建立一個門諾的共和國，讓全世界所有的門諾會信徒都能夠有空間建國。奧里‧米勒（Orie Miller）在當時已經是一位宣教策略師，他曾提問為何沒有為印尼的年輕門諾會信徒盡同樣的努力；門諾會弟兄會（MB，Mennonite Brethen）和世界大會總議會（GC，General Conference）的前輩與長老詹茲（Janz）與提森（J. J. Thiessen）回應：

「我們在這裡處理『我們的』人民。」（“Here we are dealing with ‘our’ people.”）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種族計畫以公眾的災難收尾，事情有了徹底地改變。儘管如此，從那時開始至今，門諾會仍在這條漫長的、克服德國種族中心主義的道路上。門諾會世界大會透過每次的大會、多樣化慶祝的活動、全球分享與旅遊基金、全球村等，培育一種身為一個非常異質性又美麗的全球社群的喜悅。

但是仍然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在巴拉圭的門諾會「動物園」裡有至少 23種不同的「物種」，還有幾種正在醞釀，其中包含六種不同的First Nation門諾會協會、至少十種不同的低地德語門諾移民身份認同、幾種拉丁裔門諾會協會，甚至於仍穿著阿米什（Amish）服裝但已將 Beachy Amish與瑞士德國名字（如Bontrager）和拉丁名字融合（如González）、幾個有自己的服飾規定的Old Colony門諾會信徒的團體、幾個最富有的且已經融入巴拉圭文化和全球文化商人與經濟社群。

要把這些人帶在一起並且使他們維繫關係簡直是個現代的神蹟。一位哥倫比亞的拉丁裔門諾會弟兄曾經跟我說，他們很慶幸自己國家裡沒有任何一個德國背景的門諾移民；這讓他們更輕鬆容易地找回真實的重洗派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對的。

同時，在加拿大，尤其在曼尼托巴省的門諾會發現，聯邦政府願意資助大筆資金研究「族群－宗教」社群（ethno-religious communities）。門諾會研究期刊（Journal of Mennonite Studies）以及曼尼托巴州立大學的門諾會研究室主任公開地聚焦於門諾會做為一種族群－宗教現象。我喜歡稱之為「曼尼托巴異端」，但非所有人都同意。

正為在庫里奇巴（Curitiba）舉行的門諾會世界大會做準備時，總幹事迪克（C. J. Dyck）想知道「團契」這個詞彙是否夠堅強，足以在不斷變化的全球弟兄的交誼（the world brotherhood）中建立全球的合一。

「迪克非常的清楚，門諾會世界大會的支持者中有人為每五年聚集一次的成本與膚淺感到憂慮。在他的報告書的結尾，他提到：『時代已經改變了。今天全世界的門諾會當中有三分之一是非白種人。他們並不那麼關心族群的門諾會信徒（ethnic Mennonites）所關心的路德的十六世紀的歐洲。』接著，他表述了一個更為相關的目的：

『傳統的宣教活動的終結到了。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級獨立門諾教會正在尋找與全球弟兄的交誼同工與相處的新方法。若門諾會世界大會欲持續在全球弟兄的交誼中作有益的工具，那它必須不僅僅是個紀念偉大的過去的民族性聚集。在祂的世界裡，門諾會必須是所蒙呼召的宣教個使命的一部分。不僅是白人、西方的門諾會，而是所有門諾會…除非門諾會世界大會能夠成為所有門諾會信徒想要成為、想要在世上作的事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否則它沒有未來。』

組織的代表制必須改變才能達成這些新目標。迪克呼籲要『在我們自己的教派的委身上必須訂定新的優先次序，特別是西方應增加財務的負擔。』在報告書的結尾，他回答了自己的問題：

『全世界的門諾會需要彼此，以便在各自多樣化的文化脈絡中釐清信仰的意義。在越發增強的國家、經濟與公民宗教信仰的壓力下，他們需要彼此，以便在這當中實現信徒教會（Believer’s Church）身份認同。他們需要彼此，以釐清在七零年代的他們需要說些什麼、如何說、以及在哪裡說。』」

（藍普John A. Lapp and Ed van Straten, “Mennonite World Conference 1925-2000: From Euro-American Conference to Worldwide Communion,”The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77, Jan. 2003, 29）

當恩里特（Enhlit）門諾教會的Dietrich Panna在2009年於亞松森（Asunción）舉行的門諾會世界大會中公開表示他以身為一個門諾會信徒為榮，對巴拉圭的社會來說，這是既新奇又驚人的消息，對許多移民背景的門諾會信徒和他自己的恩里特（Enhlit）社區來說都是。直到那時之前，一般的巴拉圭人是以起司、Old Colony的服飾規則、以及德國口音來認定門諾會的。

數個門諾會團體為了成為宣教的教會曾考慮捨棄門諾會的名稱與身份。俄羅斯的Old Mennonite Alliance Church遷移至北美洲之後，為了有更符合聖經、更宣教的觀點，甚至願意踏上「離開重洗派」之路。

曾經在創立之始如此積極地想要恢復重洗派神學以及門諾‧西門（Menno Simons）的靈性遺產的門諾會弟兄會（也是在1902年，當大部分的歐洲門諾會都正在放下不抵抗與門諾和平主義的原則時，幾乎唯一一個在信仰告白中明確地持守此原則的門諾教會）在今日的加拿大、美國、以及巴西時常放下「門諾會」的名稱，以某種社區教會的行銷標籤取而代之。

身為一個世界共同體，我們面對這項奇妙的挑戰、管理這個不可思議的事實，也就是門諾會世界大會存在一百年來，已經從單一文化的荷蘭/德國教會變成一個全球的大家庭，以至少一百種語言與族群身份敬拜和傳福音。事實乃是，Edgardo Sánchez、Ditrich Panna、PakisaTshimika、Alix Lozano、TigistMigbar、JantiWidjaja都已成為好的門諾會名字，都最適合「玩這門諾的遊戲」。

II.  戰爭與和平

在 2009年，當我們在籌備將於亞松森舉行的第15屆大會的時候，保安問題成為了一個爭論的議題。那時我們在一間靈恩型的巨型教會開會，他們有自己的「基督徒」武裝警衛，也在人群眾多的集會期間提供這些警衛的服務。我們當中有人其實不希望集會有保全人員在場，但是其他人認為那樣是不負責任的作法。

因此，我打電話給一位住在諾伊蘭（Neuland）的朋友；他曾擔任德國警察情報官，也是一位在地方教會信譽良好的門諾會友。我和他在曾經因武裝保安以及門諾農場的偷牛賊受逼迫等議題起過爭辯。他樂意地同意負責架設一個只用筆電、相機和無線對講機的保安系統，不必用到任何武力或暴力。它十分完美有效。

在門諾會的歷史中，作一個和平的教會、放棄武力行為不是一件簡單或便利的議題。自從麥可‧薩特勒（Michael Sattler）的審訊，因為他所堅持的信念就是一個基督徒拿刀劍對付土耳其人是錯的，因此被凌虐致死；也自從門諾‧西門論及豬畜的血和人類的血之間的差別，以及肯定地說耶穌的彌賽亞式的社群已經將刀劍轉變為犁頭，且已經在墮落的世間活出天上的耶路撒冷，門諾會想要作和平的教會。

然而從一開始，從托馬斯‧閔采爾（Thomas Müntzer）和1525年的農民戰爭、從明斯特（Muenster）的瘋狂重洗派國度、從普魯士門諾會所承擔的財產限制和被要求繳納很重的軍事稅金給庫爾姆（Kulm）的戰爭學院，或自從德國、法國、瑞士的門諾會為了在各自的國家成為完全被承認、有同樣權利的公民而付上了放棄不抵抗原則的代價，或自從俄羅斯的「林業勞役（“Forsteidienst”，Forestry Service，俄羅斯門諾會信徒被要求付出的林業服務）」要求如此多的時間和金錢後變得無法容忍，以及為了對抗南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而組織的門諾「自衛兵（Selbstschutz）」這個很可悲的潰敗之後，作非暴力的、和平的教會的夢想時常破碎。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為一個和平的教會再次成為核心的信念，為大部分全球門諾大家庭所擁抱。但是不只一次有門諾會的神學家和牧者向我表示過他們嚴重關切，因許多教會中福音和救恩被簡化幾乎只剩和平主義。在過去門諾會教會不只一次曾想知道MCC的和平工作是否只呈現一個比較膚淺而且橫向的社會福音。
在另一方面，新的福音派右派，尤其是在北美洲，在門諾會及門諾弟兄會中以驚人速度攻城掠地，且危及他們整個歷史的身份。新起的伊斯蘭恐怖主義殘暴的行為是一項關鍵性的考驗，檢測門諾會根據福音的和平信念的品質如何。

最近許多門諾會教會離開和平之路的歷史案例被發現並保存下來，這是很重要的，也極具有教育價值。舉例來說，「自衛兵（Selbstschutz）」的經驗可以教導我們一些在面對恐怖主義的現實面時的重要課題。比方說，普魯士－德國的俾斯麥治下，提供國家認同給門諾會信徒導致全球門諾會兩位領袖的悲劇性經驗－德國卡爾斯魯厄市（Karlsruhe）的Benjamin H. Unruh與加拿大溫尼伯市（Winnipeg）的 Abram H. Unruh，這對翁魯兄弟檔都失去了兒子，一個在德國國防軍（Wehrmacht），另一個在加拿大皇家空軍－堂兄弟、門諾會牧師的兒子，以武力對抗！這些悲劇都需要紀念和重述。

更可怕的是門諾會參與在普魯士和烏克蘭的黑閃電黨衛軍（Waffen SS）、有分於波蘭和南俄羅斯的猶太人屠殺事件，亦有分於但澤附近的一個門諾村落施圖特霍夫（Stutthof）集中營暴行。

但澤是 1930年第二屆門諾會世界大會的集會地點，我曾拜訪但澤那間老教堂時，看到的是一間充滿活力、靈恩、和平導向的獨立教會，但一個門諾會信徒都沒有。那位牧師告訴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黨政府將教堂交給他們，那時牆壁上有許多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門諾會高階軍官的圖像。他們就直接整個重新粉刷。威爾霍夫（Weierhof）教會的資深的和平主義者克里斯蒂安‧內夫（Christian Neff）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夠同樣地對待他們的戰爭英雄的圖像。

門諾會世界大會是如何處理這些議題的？

在1936年的阿姆斯特丹大會，美國的亨利‧史密斯（C. Henry Smith）和荷蘭的弗里茲‧凱柏（Fritz Kuiper）都極明確地預測在不久的未來將有另一次大戰。他們也都堅持要重拾激進的重洗派和平主義的重要性。德國門諾會在那時有嚴重的身份認同的困擾。1920年代在德國出現了一個名叫布魯德霍夫（Bruderhof）的基督教團體，由艾伯哈德‧阿諾德（Eberhard Arnold）所領導；與其的相遇迫使歐洲門諾會信徒澄清自己的立場。

根據記錄顯示，一位布魯德霍夫的代表漢斯‧祖浦（Hans Zumpe）在一次的聚集中「清晰表明Bruderhof的態度：根據早期重洗派的原則去棄絕世界是一個當代的挑戰。迪克弟兄…..代表了德國門諾會的態度，如同所有真誠的基督徒一樣，他們期盼國家之間的和平，但是，他們仍然會順從他們的政府，亦會在軍中服役，在準備做犧牲這方面，也不會落後於他們同鄉的德國人.....

七月四日在菲德杉（Fredeshiem），艾伯哈德‧阿諾德的友人荷蘭門諾會信徒雅各‧帖姆林（Jacob terMeulen）在大會結束後帶領一個代表團針對大會中小心翼翼地所避開的「政治」議題表態。代表團的成員包含所有美國的門諾會代表、幾位荷蘭的門諾會信徒、一位波蘭人、一位德國人、以及兩位布魯德霍夫的代表；那一天結束之時，這個團體發佈了以下的聯合聲明：

門諾會和平宣言

我們，即以下簽署的門諾人：來自世界各地的團體、組織、以及個人
※信靠耶穌基督的福音，即是那呼召人們要為和平所用並且對抗戰爭之罪的。
※也確信在各國中不斷增多的可怕的戰爭手段與措施將來必受神的審判。
※挑戰全世界的門諾會信徒，要完成神透過我們的門諾會前輩所託付給我們的任務，也就是宣揚和平的福音。

我們因此轉向所有的弟兄姊妹，期盼每一個教會將會積極地為這個和平的原則作見證，並且向全世界宣揚我們在基督的靈裡服務的意願。我們渴望一起同工，以便我們能夠以行動實踐這個愛的服事，在屬靈及物質方面，幫助所有堅持神呼召他們拒絕軍中服役的弟兄或因為堅守和平的立場而受苦的人。

L. D. G. Knipscheer   P. C. Hiebert   W. Mesdag   Prits Kuiper   Orie O. Miller
J. C. Dirkmast   Harold S. Bender   P. R. Schroeder    Jan Gleysteen   Hans Zumpe
David Toews   C. Henry Smith   C. F. Klassen   Emmy Arnold   T. O. Hylkema
D. Attema   H. Brouwer    J. M. Leendertz   Ter Meulen   Richard Nickel

這個卓越的大會後的會議獲得了美國門諾會媒體熱烈的報導，但是德國的〈門諾葉〉期刊（MennonitischeBlätter）並沒有提及它。然而，透過這次大會而塑造與更新的人際關係，對布魯德霍夫來說具關鍵重要性。兩個月後，在1936年九月，雅各‧帖姆林拜訪了布魯德霍夫在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的暫時避難所－錫倫（Silum）。

隨後，在1937年，當德國的布魯德霍夫成員逃難進入荷蘭時，他協助安排他們的住宿。他得以與哈羅德‧班德和奧里‧米勒這兩位在美國MCC的領袖見面也是同樣重要。班德曾於1930年拜訪過倫山的布魯德霍夫（Rhön Bruderhof），之後他持續關注此社群在納粹政權底下惡化的情勢，並且盡他所能的從海外提供實際的援助。1940年，已經流亡在英國的布魯德霍夫試圖完全離開舊世界（the Old World），此時，是米勒協助此社群移民到巴拉圭。」

（根據原始的會議紀錄，抄錄在Emmy Barth的No Lasting Home: A Year in the Paraguayan Wilderness. Rifton, New York: Plough Publishing House, 2009, 195-198）

這個幾乎被遺忘的和平宣言產生強大且有益的後果。納粹的意識型態已使得位於巴拉圭、加拿大、和歐洲的門諾大家庭痛苦地分裂。在巴拉圭，那些想要持守非暴力原則，而且願意留在大查科地區（the Chaco）而非成為德國公民、回家－「Heim ins Reich」的門諾會信徒產生了類似的宣言。

接下來的三場門諾會世界大會－1948年歌珊／牛頓（Goshen/Newton）、1952年巴塞爾／聖柯里斯多納（Basel/St. Chrischona）、1957年卡爾斯魯厄（Karlsruhe），以及1949年六月在托馬斯霍夫（the Thomashof）的和平大會極為關鍵。它們都反應了門諾大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遭遇的張力與羞愧。
戰爭與納粹意識型態不僅負面地衝擊了德國門諾會，荷蘭門諾會同受影響：

「戰爭導致許多門諾會信徒死亡。有些人因入伍德國軍隊或支持納粹意識型態。更多人是因為屬於反抗組織而死的；他們被戰機轟炸襲擊，或因為被迫在德國工廠裡勞動而喪生。根據估計，約一百位門諾會信徒被囚禁在德國的集中營中，也在那裡喪失他們的性命。一個大型的、以基督徒為主的反抗運動的紀念冊中，其失喪者名單中提到十九個門諾會信徒的姓名。

幾位荷蘭門諾會信徒在位於印尼的日本戰俘營中喪命或因為他們的船隻遭到魚雷或戰機轟炸攻擊而身亡；德國宣教士赫爾曼‧史密特（Hermann Schmitt）和奧托‧斯托弗（Otto Stauffer）在北蘇門答臘（North Sumatra）的實武牙（Sibolga）附近就是因為他們的船隻遭到攻擊而喪失了生命。」

（Claude Baecher等人的Testing Faith and Tradition: A Global Mennonite History: Europe. Kitchener: Pandora Press, 2006, p. 85）

歐洲的門諾會，尤其是荷蘭人與德國人，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誠懇講述他們的故事。一位普魯士／德國門諾會的軍官入侵一個荷蘭呂伐登（Leeuwarden）門諾家庭的事件使人感動。因為戰爭的緣故而食物短缺，但是他在飢餓的孩子眼前準備自己的一餐。

「他用自己的平底鍋、一大塊培根、和手中兩顆蛋，忙了起來。很快地，房間內充滿著一個美味、幾乎被遺忘的香氣。都沒有人出聲。

這人感受到了房間的寂靜，抬頭看見我們都入神地注視著他。他站起來，拿出手槍，轉了一圈。他看見我們驚訝、害怕的臉孔，尖叫，衝出房間。我們聽到他在走廊裡哭泣。我走到他那裡。他正蹲在門後的角落，嚎啕大哭.......

.......當他只有看見無辜、害怕的臉孔時，他突然精神崩潰了。他在我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村落、自己的家人。他說：『我們是門諾會的，我們答應了上帝不可殺人。』我那時想，現在安全了，可以告訴他他來到了一個門諾會的教區。『不可思議』是他唯一能說出的一句話。我們深深地被感動，一起在那裡坐下。」（同上書, 268-269）

戰後，德國門諾會開始反思一切發生的事情。因此，開啟了悔改的態度以及重新委身於作一個和平的教會。「戰爭結束多年之後，門諾會無法梳理他們與納粹國家的關係。一開始，他們被德國的瓦解所震撼，要試圖在戰後可怕、困苦的那些年求生存就已經夠棘手了。

一個主導的感受是：『我們已經設法活下來了。』儘管如此，有些人開始認真思考那個情勢。1948年於印第安那州的歌珊舉行的第四屆門諾會世界大會中，克雷菲爾德（Krefeld）的牧師德克‧卡特波爾（Dirk Cattepoel）向現場的門諾會信徒請求饒恕：

『身為一個從德國來的基督徒，我全心坦承心中沈重的重擔：因為我們國家的人，帶給他人如此多的憂愁苦難、如此多的殘酷暴行、如此多的摧毀損壞。我荷蘭和法國的弟兄姊妹，我特別想要向你們請求：1940年以來，我的國家的代表造成貴國的人民遭遇恐怖兇惡的事情，以致於從人的角度來看，饒恕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為了基督的緣故，我求你們：饒恕我們吧！並就此奉基督的名准予我們在基督裡弟兄的情誼（Christian brotherliness）有新的開始。』

過了三十年之久，德國的門諾會才將那段納粹的歷史寫下來；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1995年德國門諾會總會（AMG，Association of Mennonite Congregations in Germany）發表了一個聲明標記二戰結束五十週年，坦承：

『德國大部分的門諾會信徒屈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試探，並且犧牲了和平的見證。他們常常把對國家的忠誠視為比對荷蘭與法國的門諾會弟兄姊妹的職責義務更重要…面對納粹針對猶太人和其他人的罪行時，幾乎所有的門諾會[選擇]保持沈默…我們只能夠用主禱文的話請求饒恕。』」（同上書, 129-130）

今天，我們越發地瞭解到，作一個和平的教會還不夠，我們是蒙召成為作使人和睦的教會與社群（peacemaker church and community）。在1984年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門諾會世界大會中由羅恩‧賽德（Ron Sider）所成立「基督徒和平服務隊」（Christian Peacemaker Teams）產生了很大、很奇妙的影響，尤其在重洗派青年當中。但是賽德本人近年來也呼籲我們，要有健全紮實的神學上的平衡，不僅是以和平為中心，更要以基督為中心。我仍然記得他說過：「當我拜訪我們在中東的和平服務隊時，我發現他們知道很多調解、促進和平的技巧。

但是我擔憂的是，他們對耶穌不太瞭解，也不大知道如何分享祂的福音。」(下期續待)